* 1902年，安德鲁·卡内基已经很老了。两年前，他将自己的美国钢铁公司与J·摩根实现联姻，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可是直到这时候，他还没有搞清楚，到底财富给自己带来了什么。从一个纺织女工家的穷小子到世界首富，卡内基打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钢铁帝国，也涂抹出一个吝啬、冷血、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生命图本。这一年，67岁的他开始频繁出入教堂，在那里的某一天，他突然开始醒悟。他的传记作者奥尔·亨廷顿写到，“直到那一刻，他才意识到，是上帝派他来赚那么多的钱，所以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都还给上帝的子民们”。老卡内基把他的后半生都投入到了慈善之中，今天在美国各地，你到处可以看到卡内基捐献的图书馆、博物馆。

我们为什么要赚钱，我们想要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什么，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问题。
我认识一位朋友，他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中国区的总裁，在他的努力下，这家公司在中国获得了显赫的成绩，而前年年初，他突然宣布辞职，然后独自一人去台湾当一个传教士。在离开大陆前的一次聚会上，他告诉自己的朋友们，我上半辈子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，让我从今天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快乐。
我很羡慕这位朋友，至少就他个人而言，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
马克斯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认为，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，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，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，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。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，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，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、形而上的价值。
百年的积弱和贫困，使得今日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创富的激情年代中，一切以经济为中心，一切以财富为标杆，所谓的智慧、快乐与价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，而伦理、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，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的击穿。
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。美国心理学家尤维·吉伦便认为，这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商业社会。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，转型期的社会、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，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。然而，必须指出的是，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差异在于，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，缺少精神慰籍的空白，这将导致因商业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修补。有一年，我去波士顿的燕京学社拜访杜维明先生，他提醒我说，“你有没有发现，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社会，但是，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，这里到处是尖顶。”他所谓的“尖顶”，是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，人们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礼拜。
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读，他最近在华人世界倡导“儒家学堂”便也是企图建造一个“东方式的尖顶”。只是他的努力因为缺乏响应而显得那么的赢弱。
我曾经去过北方的一片森林，四十年前那里郁郁葱葱无涯无际，二十年前，人们开始大量砍伐建厂，当地的居民走上了小康的道路，五年前，林木锐减水土流失，自然环境急速恶劣，一些赚到钱的大户开始纷纷外迁，一年前，当地人开始大面积种树，试图恢复原貌，而据说，要恢复到二十年前的模样，大概需要一百年。
天下轮回，大抵如此。每一个人生、公司、国家和文明，确乎是有“报应”的。如果没有清晰、超然而有规划的生命观，那么任何财富追逐的结果都将是灰色的、茫然的。这样的话题，对今天很多中国人来说，还是那么的陌生，但是我想，可能用不了多久，它就会变得百分的醒目。我希望穆罕达斯·甘地式的观念能成为普世的生命观。这位终身节俭而倔犟的印度人将下列现象称之为“可以毁灭我们的事物”，它们包括――没有规则的政治；没有良知的快乐；没有劳动的财富；没有个性的知识；没有道德的生意；没有人性的科学；没有牺牲的信仰。
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变和戏剧性的大时代而感到幸运，但是，说实话，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，我希望它快点过去。我希望那些貌似古板而老套的价值观重新回到身边，它们是----

做人要讲实话，要有责任感，敢于担当；
要懂得知恩图报，同时还要学习宽容；
要学会关心别人，特别是比你弱势的那些人；
一定要敬天畏人，要相信报应是冥冥存在的；
要尊重大自然，而不要老是在破坏中攫取；
要相信自由是天赋的，谁也不能剥夺；
人生的确有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事情，比如陪女儿玩半个小时的积木，或与太太冒雨去看一场午后电影。
我希望它们一一回来。因为只有与它们相伴，财富才会真正的散发出智慧和快乐的光芒。